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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中国作家的道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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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贴 2006-1-10 下午 05:23:08 发表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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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道德陷阱  

谢有顺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受困于道德禁忌 

  近读胡兰成的《文学的使命》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得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胡兰成这人我不喜欢,但他这话我却颇为认同——它看似平常,其实说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确实,对于“恶人恶事”作家若能“不失好玩之心”,无论写什么事情都能把它推向“无差别的绝对之境”,文学或许就能从一种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境界”,走向仁慈和宽广。 

  对于习惯了以俗常的道德标准来理解人世、关怀此在的中国作家来说,在如何对待“恶人恶事”这点上,似乎从未有过争议和不同意见。总有人告诫写作者,小说的道德应和人间的道德取得一致,于是,惩恶扬善式的写作精神不仅遍存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之中,即便在现代作家身上,它也依然像一个幽灵似的活跃着,以致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最大的矛盾纠结都在如何对待文明和道德的遗产这个问题上——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诗歌界的“下半身”运动所要反抗的依然是文学的道德禁忌,所以,他们对性和欲望可能达到的革命意义抱以很高的期待。现在看来,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才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作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 

  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像。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安慰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感叹,“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很显然,这里的“终不忘”,并非忘不了世界的繁华;这里的难平之“意”,也不是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曹雪芹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使文学超越了这些世俗图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任何现实和苦难都无法磨灭、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善恶的争辩,没有真假、因果的纠结,它所书写的是人情的优美,并在这种人情之美中发出广阔、浩大的感叹。 

  当代文学的致命局限 

  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诚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红楼梦》的悲剧,并非由几个“蛇蝎之人”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红楼梦》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等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就使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从而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一种没有具体的人需要承担罪责、其实所有人都得共同承担罪责的“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能这样处理悲剧,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迹。 

  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自由境界——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谢有顺,文学批评家,著有《活在真实中》、《先锋就是自由》、《身体修辞》等。现居广州。 


本贴由东流水于2006-1-10 10:16:13在〖《中国诗人》特别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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