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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从秋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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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贴 2004-12-22 下午 09:57:14 发表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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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从秋天开始
                               ---2004年秋“极光论争”综述

邵风华

2004年10月5日至20日,“极光”诗歌论坛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关于当代诗歌写作和诗学的大论争。据不完全统计,论争期间,“极光”注册用户由原来的400余人陡增到1200余人,并波及、漫延到“天涯社区”、“诗生活广东诗人俱乐部”、百灵网文化频道等多个重要网站,论争涉及到的诗学论题以及衍生论题,达近百个。这次论争是由多年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且与所谓“知识分写作”和“民间写作”保持双向警惕,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诗人发起的。在长期沉潜于诗歌内部执著勤勉的写作实践中,他们已经通过自己大量的优秀文本对中国当代诗写进行了扎实有效的整理,并为理论上的清理和阐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此次论争是在诗写者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发出的关于诗歌与诗学本质的声音,对于当代诗歌而言,是一次必然的、必要的、水到渠成的碰撞与交锋。

与此相对比,自上世纪末以来发生在中国诗界的几次影响较大的论争,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正的诗学话题。1999“盘锋论争”已被广泛认定为一次“权力的分边游戏”(张闳语),2000“衡山论剑”是一场缺席宣判者的自说自话,而2001年发生在网络现场的大小争端,则都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意气之争,即便参与者自己后来也承认是“性质不明,意义全无”(伊沙语),“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沈浩波语)。但这种状况,却无疑对那些独立的优秀诗人构成了一种情势复杂的遮蔽,使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难以即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早就应该水落石出的诗学问题长期处于模糊不明的状态。因此,这次“极光论战”也可以说是一次对既在话语霸权的诉讼,而审判则在每一位诗人的心中、在诗歌的规则内有效地进行。这次论争不是争夺权力,不是组织阵营,不是“以暴治暴”,也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诗人对代言和遮蔽的反抗,是坚持分歧、保持差异,是从根本上廓清有关诗学问题的可贵努力。论争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抒情”值得推荐吗?

近年来,诗歌的抒情性问题一再被人提起,与此同时,也被部分诗人有意地规避和掩盖,故而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诗歌的抒情性在当下诗写中究竟和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诗歌叙事性的标举和夸大是否对诗歌构成了伤害,以及诗歌的抒情因素如何参与到当下诗写中来,于是成了本次论争的焦点之一。10月7日,长征在他的《“新抒情”:一个值得推荐的命名》一文中指出:“我们要不时地回到诗歌的抒情本位上,认真而具体地讨论诗歌的抒情性问题。任何有意的规避和恶意的去除都是对诗歌的不负责任。”他还从对邵风华近期诗歌的解读中,发明了“新抒情”这个概念。他认为,“新抒情”,既清算了传统抒情的虚妄、酸腐、神经质,又调整着“口语诗”的日常、客观和冷静。在某种程度上,“新抒情”诗的写作,是写作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恢复,是人性对诗歌写作自身的本能要求。那从《诗经》流传下来的抒情传统,希望在诗人那里找到有力的承接者,并在现时代的环境里扎下此在之根。谭延桐、邵风华、陈人华、探花等诗人均指出了抒情因素在诗歌美学中的地位以及在当下诗写中应具有的形态。赵丽华对邵风华有关抒情和叙述关系的说法表示赞同。安琪则以《越来越困惑,兼谈诗歌的语言与抒情问题》为题,发表了自己对抒情的看法。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抒情者,她对抒情性近来在自己的写作中有所抬头,感到了极大的困惑。相信这种困惑,在很多诗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在一些诗人认真地对抒情性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的同时,张玉明、虚云子等则对诗歌的抒情性问题进行了质疑。格式指出,我从来不反对抒情,只是更加关注抒情的质感。抒情从来就没有新旧之分,只有虚娇与诚实之别,“新抒情”的说法,似乎带有某些诗歌进化论的因子。在当下的诗写里,我看到了太多大而无当的抒情,看到了太多顾影自怜的抒情,看到了太多有一搭无一搭的抒情。邵风华的抒情,我以为用“本分抒情”来概述,比较妥贴。一是诗写者本人比较本分,二是他的抒情有一种中和之气。这个中,既是中国之中,更是中庸之中。这个中,更多的带有整合之意。倡导本分的抒情,绝非排斥诗写中的想象。抒情的质感要求抒情尽量地具体,而想象又恰好给诗写中具体的事物带来了动力。在具体中求变,在变中守恒,这就是本分的抒情。


二、主观与客观写作之辩

诗歌写作的主、客观问题一直左右着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还是被参与极光论争的诗人首次提出。随着海子之死和八九之后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诗人们的写作情态一下子冷却下来,其中的一支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一头扎进书斋之中;另一支则在“杀死女神”(伊沙语)之后一厢情愿地进入了日常和当下。在这次论争中,大家一致认为,主观的写作涉及到内在灵魂的关照,客观的写作则意味着诗写者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认识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关于诗歌写作的主、客观之辩,主要在长征和格式之间展开。长征认为,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客观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诗歌,使诗歌走上健康之路。然而十年之后再来谈论主观的写作,可以说是重新面临诗写的起点。因为人对于事物来说,客观更接近于“真”,更具有实证的力量,更不可磨损。但人对于自己来说,客观不是他的全部,不能用观察事物和世界的方式来观察自己。有客观就有主观,客观和主观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是一个东西,分不清楚。有了主观的同时在场,人才是完整的,才接近于人的“真”,而人的“真”不同于事物的“真”。在他看来,主观所涉及的问题有抒情、内心、梦、欲望、反射、回忆等,这些均构成了主观存在的必要。想象和联想、抒情和感受、思索和怀疑,其实都是主观表达的显现物。长征强调,我不反对客观,只是现在强调把诗写得再主观一些。

格式指出,客观,望文生义,就是客之观也,也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相互为客,相互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并且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察和感受自身的存在。他以为,客观写作,是一种看见的写作。在他看来,客观写作的真谛就是“目击道存”,就是“恢复汉乐府用诗来记事或察人的传统”。


10月10日,长征发表文章,在简介客观写作的历史时指出,“客观写作”这个概念是格式在90年代正式提出的。格式在“中间代”以降的许多诗论、评论以及在对杨黎和余怒等人诗歌的具体分析中,都是以“客观”作底展开的。长征说,不是有了客观就有了一切。客观不是诗歌的目的 ,客观不能解开存在之谜。客观只能看到身体,甚至只能看到器官。如果承认客观是客之观,那么,客首先是人,客观首先是人观,客观就只是人的一种态度而已。以物观物是更大的神化,是一种幻想,是人的非人化企图,是不人道的。有真情在,所谓的客观才有效。只有客观和主观相互制衡,心灵与天地合一,才有诗歌的生命。


同一天,格式贴出《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客观”》一文,迅速对长征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质问与答辩。他认为,一、我看到了太多的人的一厢情愿的夸饰。这种夸饰,不仅损害了语言固有的弹性与属性,而且也损害了它所触及的事物。对事物的不尊重,除了彰显人大于天、人高于天的人之意志外,别无他益。二、客观从来不是诗写的目的。我强调的客观是压着写,而不是提着写,是经过见山不是山之后的一种豁达与从容。为什么有些人做不到从容不迫?就是因为他太想写一首好诗了。三、强调客观,是为了更多的事物呈现真相。在当下的诗写里,我看到了太多虚飘的东西,太多云山雾罩的东西。四、客观只能确保我们更全面地感受到我们的身体,至于只看到器官,我以为那恰恰是主观所为。长征把犯罪的主体搞错了。五、我强调物,这与存在的真相有关。人有人性,物有物性。如果用人性来代替物性,或者用物性来取代人性,那都是人的主观所为。


关于诗歌写作的主客观之辩,大家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主观也没有全盘地否定客观。马知遥认为,诗歌总是主观的,客观是相对的认识,说白了也是主观。邵风华指出,没有主观的关照,没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灵,所谓的“客观”只不是一个物的世界。由于大家的 着眼点和侧重点不同,故而诗歌之维的不同方面得到了各自的强调与坚持。

三、还口语以本相的努力

随着论争的加剧,一些中国诗界的热点问题,势必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在钟情于口语写作的诗人们看来,鲜活、日常、生动的口语给诗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感,是诗歌走向民间的重要通道。而杨黎所倡导的“废话写作”经由年轻的“橡皮诗人群”的几度降解,业已沦为所谓的“口水诗”,自然也引发了一些诗人的反感和抵触。为了拨散笼罩在口语身上的迷雾,还原口语的本相,10月11日,格式发表了其对口语的九大困惑,内容如下:

一、口语诗这个命名非常可疑。如果成立的话,它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用口语完成的诗就是口语诗?如果是,那么这与那些功能性的命名没什么区别。

二、口语是有阶层的。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口语,小市民有小市民的口语,痞子有痞子的口语,流氓有流氓的口语,农民有农民的口语,产业工人有产业工人的口语,等等。他们指认事物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那就会犯大而化之的错误。

三、口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是前者,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不是就是书面语?如果是后者,那么最好的诗语言是不是书面语与口语的结合或者混生?

四、口语是用来说的,书面语是用来写的,那么如何看待说中的书面语,如何看待书写中的口语?

五、口语是湿润的,是向下的,那么在诗写中如何防止将湿润变成飞沫,如何有效地将下滑转化成下沉,如何将下贱转化成正当的面对?

六、诗写的难度不是口语造成的。如果一个人精神浅薄,如果一个诗写者对具体的口语形态缺乏仔细的辨认分析,那么他所使用的口语不是缺乏整体的弹性(张力),就是不由自主地在扼杀口语的活性。

七、口语的使用与诗的平民化无关。口语给具体的诗写带来了松紧度,而诗的平民化是诗的重心调整或者说下降的结果,与诗写者的姿态脱不了干系。

八、口语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口语的人。他们把口语使用中出现的不当或无效,视为口语的负面作用,这不但是对自己的迁就,而且也是将自己的罪过转嫁到口语身上,这是极其不诚实的。

九、口语与方言的关系。方言是否能加大口语的宽度?

接着,刀刀“来趟格式的浑水”。他认为,格式对类似口语之类命名的关注超过了对诗文本的关注。诗歌是自然的,有它自己自然的宿命和归属。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为了表达的明确和准确,怎么说都是对的。口语的内质是为了说,为了与人沟通,书面语也是为了沟通,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没有必要来区分它们。诗歌的难度与语言的工具无关,它只和一个人的悟性、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有关。诗歌的平民化是诗歌的本质体现,也是现代汉诗最根本的最终极的出路。平民化是全民皆诗,也即每个人都有诗性。

对此,青草山坡认为,口语是语言的基础,具有随意性和生活性。《诗经》是口语,而后来的口语大多来自生活和书面两个方面。而书面语是经过归纳的书面化了的口语,都是生活中的语言。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方言是地域文化方言,也可以变成书面的表达方式。诗无定法,语言只是它的形式和表现。虚云子强调,口语也许是降低修饰的一种诗歌语言,可以产生浑然天成的好诗歌。可是语言问题毕竟还是形式的问题。诗人个体的千差万别,命运和源泉对形成风格的某些决定性、认识的阶段性,很可能都和这个问题发生紧密的关系。用在生活现场使用频率极高的话语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冒险。诗歌的语言就是说话,把话说明白,说好,说得有意思,让人很愉快轻松地认同我们的灵魂和感受。高深的地方其实是在自然里。如今是到了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了。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或许就能找到本源和活力。

初九认为,好的口语应该是身体的、汉语的,不能反映身体和汉语的口语是无力的。口语在诗写中的被提出是就地取材、人性化的。为此,格式进一步发问:“口语的感性是什么,口语的本性是什么,口语的特性是什么,口语的根性是什么,口语的骨头是什么。口语让事物出场的方式,口语的现场性,口语如何甩干多余的水分。”单行道不同意“口语是身体的”的说法,但他对口语与口水的区分又很形象化:口语是男人在扯着嗓子喊,而口水更像是泼妇在骂街。赵卫峰则专文探讨了方言的问题,他认为:方言是诗歌地域性的内核、骨头,诗歌只有“独语而没有国语”,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坚持自我必然要从坚持方言开始。徐江作为口语诗写的推进者之一,他的发言得到其诗写实践的支持。他指出,作家在写作中如果不能达到跟他在现实中聊天说话那样,对词语运用自如,那么这样的作家是很失败的。用口语写诗很残忍,它不会像修辞写作那样,以诗歌的名义为你掩饰这种失败。
四、诗歌与人:不容混淆的两种承担

10月12日,关于“诗歌是否需要使命”和诗人是否应该“铁肩担道义”的论争,实质上关注的是诗歌与人如何分别承担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两个话题的争论在中国诗界一直纠缠不清。这一方面缘于大家对两个话题没有进行有效的分离,以致造成了话语的不断游移;另一方面缘于大家只注意到了两个话题的相关性,而忽略了两个话题的相异性,导致了论争双方各执一端,无法构成论争话题的对位以及论争焦点的固定。这次论争在基本廓清这个问题的同时,又延伸了一些伴生的问题,比如诗歌的英雄主义、道德感、灵魂问题、写作的目的、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等等。

一触及承担的话题,诗人们立即想到了诗写者与时代、诗歌与时代的关系。长征认为,时代的脉搏和主旋律不是诗人去把握的,他往往游离于主旋律之外,诗人没有为时代代言的责任。只有时代选择诗人,诗人不能也无力选择时代。如果诗人被时代铭记,那不是诗人与时代“摔跤”的结果,而是其不断地进入自我的结果。一个诗写者,也只有找到他自己才有可能触觉时代。邵风华指出,诗歌不是为时代而生,它只不过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时代内部的秘密。与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相比,诗歌更关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是时代在个体之中的投射。关于诗歌的使命与诗人的责任问题,杨黎认为,是人就有责任。诗人也是人,所以诗人也肯定有责任。但他又认为“诗歌也可以说没有责任。”在这一点上,赵丽华则看法不同。她以为,作为人的诗人,他所写的诗歌肯定也有责任。但这个责任不是浅泛的一个概念,需要具体诗歌具体分析。对此,徐江的态度非常明朗。他说,责任永远都是存在的。即使某些人因为不胜其负荷,矢口否认,它也照样存在。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美学选择,伴随而来的就是其在写作需要强化的侧面各不相同。而其在做这些强化工作的同时,需要提醒自己切勿引领读者沉沦进入人性晦暗的一面。

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勃起,迅速瓦解了世人心目中的道德秩序。现实中存在的噬心主题,首先在诗人们身上得到了及时的反应。论争中,围绕诗人的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以及诗歌的道德,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安琪认为,道德感有助于一首诗蕴涵丰富的人性力量。在她看来,道德感相当于人的原罪和忏悔意识,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他的诗必是无力的和肮脏的。邵风华觉得,诗歌的道德问题,不是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以为,一是诗歌不具备教化的功能。二是诗歌只对真实的生命负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对诗人自己负责。一些好的诗歌中虽有悲悯的成分,但它往往最终导致诗人们更关注内心,而无力去改变世界。三是对道德力量的片面强调,必然导致新的话语霸权,必然会将过多意识形态意味的东西带到诗歌中来,从而酿就诗歌的大不幸。另外,大家都对诗歌的“公众的目的”表示了怀疑,于是便出现了刀刀与马知遥的“诗歌玩具、工具说”之辩。在刀刀眼里,诗歌和其它的器具比如杯子、比如椅子、比如痰盂等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生活,只不过诗歌的功能隐藏得很深,故而导致了人们对诗歌的迷信。马知遥则认为,诗歌不是坐便器那样的日常工具。其异于工具、玩具的功能,就是精神的私语性。诗歌的玩具、工具之说给人以把诗歌往下拽的感觉。长此以往,就会引导诗歌走向低俗的情色、打情骂俏和享乐主义,坠入自我陶醉的深渊而得不到应有的关怀---来自诗歌本质的悲悯、来自诗歌自然的快乐和悲痛。


五、对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批评的不满和焦虑

近年来,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后主流意识诗歌批评,在中国诗界甚嚣尘上,给现代汉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混乱。前者被邵风华指认为“安全的写作”,后者则表现在少数老批评家的信口雌黄上。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批评相对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批评,其对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主动亲和以及其面向大众做秀的姿态更富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这种对健康的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屏蔽,激发了众多诚实而勇敢的诗写者的不满与焦虑。

在论争中,邵风华以江非、马累、江一郎为例,深入地解剖了“安全写作”内在的危险倾向。这种写作,全然不触及当下生存和存在中的痛点,与时代和个体的思与痛完全脱节,仅仅驻足在小小的自在之地,在自家的自留地中称王,无痛苦、无人生、无生命、无悲悯、无深思、无实验,最终导致无失败、无风险。同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迎合性与策略性的写作。对此,长征进一步指出,谢冕和吴思敬的骨子里与意识形态有着潜在的合流,不得罪正统道德,不得罪农民、工人、解放军,不伤大雅。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推出的六个人就是他们出具的判断――以居高临下的官方的眼神,以弘扬主旋律的心思,带着对农耕文明的留恋和对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的怜悯。所以类似于江非等人的诗歌写作讨得了他们的喜欢。而如果把农民的龌龊、流氓、无赖、唯利是图的方面拿给他们,他们准会捂住鼻子躲开。


针对少数老批评家在当下诗歌批评上的荒诞行为,邵风华先后抛出《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一:谢冕,可以谢掉的旧毡帽》、《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二:吴思敬,我失敬》两篇文章,充满激情地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觉得,谢冕和吴思敬就是当下诗评界的“活体“标本,集中体现了当下诗歌批评的不良症状:一是那些所谓的批评家已经越来越远地离开了诗歌现场,这种“不在场”使他们对于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状况根本就无从了解,只能日益退回到书斋之中靠着一鳞半爪的粗浅印象和“想当然”来对当前的诗歌写作状况进行肆意评说和空泛议论,完全背离了实际。然而这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因其所谓的德高望重,而具有较强的播散能力,几乎左右着现代汉诗的发展方向。如果任其大面积地传播,势必使现代汉诗的健康成长蒙受重大挫折。二是对诗歌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的严重退化以及诗学观念上的停滞落后,使其完全丧失了深入到诗歌内部进行发言和评说的能力,已经没有资格再出来指手划脚,否则只是对其自身形象的破坏和扰乱视听。比如他们对诗歌常识的乱弹,已经丧失了其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职责。这种错误的导向严重损害了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继而也影响了人们对优秀批评家的基本信任与期待。论争中,马知遥、赵思运、赵卫峰.格式等还对自称是“诗歌爱好者”的“诗歌外行”李少君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质疑和批驳,一致认为,李少君对诗写“草根性”的命名以及所谓“草根性”是诗歌和诗歌转型最根本问题的无知妄断,是一种借助话语权力强行推广、野蛮介入当下诗歌的伪学术行为,充分显现了体制外诗人捍卫诗歌尊严的悲壮努力。另外,谭延桐的《也说评论家》以及马知遥的《“掉书袋”批评和中国诗歌批评的病态性缺席》等文章,从另一个层面对远离诗歌现场、昏聩无力、隔靴搔痒、妄加言说和一味引用西方理论的掉书袋的诗歌评论界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的滞后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诘责,相对于诗人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探索开创的诗歌写作领域千帆竞进的景象,批评界已过早地进入了“休眠期”。 
   至10月20日,论战主战场的硝烟已渐渐消散,只有零星的枪声还时有耳闻。但我们相信,发生在2004之秋的这场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和有关诗学问题的大论战,必将以各种方式在更多的网络现场和诗人们的心中持续下去,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关于当代诗歌写作和诗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如今我们稍作盘点就会发现,在这次论战中,许多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诗学问题都已被提起并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论争,人们的认识就在这些论争中变得愈益清晰。

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这次极光论战和以往的各个论争(不管是网上的,还是各种诗会上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外部的什么话语权力,而是深入诗歌内部去探明种种规律和真相;不是为了求得大同,达成共识,而是为了走向差异、走向分歧;不是为了形成一个认识、目标和利益一致的团体和阵营,而是为了更加独立地成为在诗歌写作上强大和警醒的个体;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为了通过讨论和论争,各自取得自己认识上的突破,然后找回被我们忽视的和未明的东西。长征在10月20日的短贴《诉讼》中说:“极光论战首先是一次诉讼,是对既在话语霸权的个人性诉讼,是在诗歌的有效规则内进行的自卫。没有衙门和判官,其审判在每一位诗人和看客的内心中进行。因此不存在任何诗歌之外的企图和引申。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以论战自身为目的的论战,有时是有焦点的,他们各抒已见;有时是无焦点的,他们就说出自己罕见的真实。不是以暴治暴,不是所谓”辨清真理、鞭挞谬误”。这是诗诗坛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不是达成共识,而是寻求分歧,坚持差异,是自由的诗人对代言和权威的反抗,是“无名”对“著名”的反抗,是每一个人对自己诗歌的命名。也是一次拒绝被命名,拒绝同化的努力。而这些,在中国诗坛上还是第一次。”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次极光论战的恰如其分的定性分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所谓的“著名”诗人和诗评家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吧。他们的表现就是-------不表现!我在10月12日下午的一个贴子《我来说这么几句》中说:“一、这次论战是一次真正涉及我们的诗歌写作和诗学研究中几个长期模糊不明的问题的论战,这使我看到了在场的诗人们对诗歌负责的精神,这无疑是一次催人奋进的重大事件。二、在论战中,我们那些诗坛的“大腕”为何只在暗处偷偷观看而不到前台来发言?仅仅是因为这次论战不涉及话语权力之争而只是在诗歌的内部进行,所以他们不感兴趣?现在想想以前他们在网络上和在各种诗会上因为帮派和权力之争而发起的种种污辱性的攻击和谩骂吧,现在到了真正讨论诗歌的时候了,他们的劲头到哪儿去了?他们现在多么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可我为他们感到可耻。”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场规模宏大、应者云集的论战虽已在“极光”网站进入尾声,但我们看到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场论战的价值,我们也听到越来越多的全国各地的诗人朋友对此次论战的称赞和认可。同时,这次论战开创的仅就诗歌问题进行争论、探讨而丝毫不牵涉人身攻击的健康风气也为今后的各种网上论争树立了典范。综观最近阶段的网络诗歌现场,我们更为高兴地看到,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各种话题,正在许多重要的诗歌网站深入进行下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越来越清醒和自觉的诗歌时代正在到来。而作为这个时代的召唤者和见证者,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骄傲。

这是真正的开始,绝不是结束。

2004-10-25邵风华
责任编辑: 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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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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